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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華泰睿思
核心觀點
美伊衝突推高全球油價,雖然對美國居民整體消費拖累有限,但我們認為,其在不同收入群體之間的分配效應較為顯著:中低收入群體在能源和食品上的消費佔比系統性高於高收入群體,疊加其更高的邊際消費傾向,油價上漲對最低收入20%家庭消費的拖累為最高收入20%家庭的約2.5倍。這一結構性通脹侵蝕或部分沖銷「大而美」法案對中低收入群體的減稅獲益,加劇美國居民收入和消費的「K型化」格局。
一、油價上漲拖累美國消費和增長,總量衝擊尚屬可控
油價上漲10%或拖累美國居民消費0.15%、GDP 0.1%,總量衝擊溫和。根據我們在《美國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獨善其身?》(2026/4/7)中的測算,油價上漲通過直接推高能源分項、以約9個月時滯向食品傳導、以及推升機票等其他核心商品服務三條渠道影響美國通脹,在不考慮二次效應的基準情形下一年內推高CPI約0.23pp、核心CPI約0.05pp。按居民購買力下降幅度乘以MPC測算,對應消費拖累約0.15pp、GDP拖累約0.1pp。
二、消費結構與傾向差異放大對中低收入群體影響
總量測算掩蓋了油價衝擊的結構分化,中低收入群體消費籃子更易受油價衝擊,且消費響應更為敏感。一方面,中低收入家庭在能源、食品等易受油價影響分項上支出佔比顯著更高,最低收入20%家庭相關支出佔比約為最高收入20%家庭的1.3倍,對應峯值通脹衝擊約為後者的1.5倍。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體MPC顯著高於高收入群體,最低收入組MPC約為最高收入組的1.6倍,進一步放大油價衝擊對其實際消費的壓制。
三、短期看好中國出口相對韌性,中長期中國出口份額有望持續上升
綜合考慮籃子以及MPC差異,我們測算發現,油價上漲對最低收入20%家庭消費的拖累為最高收入20%家庭的約2.5倍。我們使用各收入組在每個月份面臨的加權通脹衝擊乘以其對應的MPC,衡量通脹衝擊通過侵蝕實際購買力、在給定消費傾向下實際壓縮消費支出的程度。從峯值看,油價上漲10%,最低收入組的消費拖累最高達到0.27pp,最高收入組僅為0.11pp,前者為後者的2.5倍。
更進一步看,油價衝擊對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侵蝕可能部分沖銷「大而美」法案對其的減稅效果。「大而美」法案對低收入家庭的減稅規模本就有限(參見《美國「大而美」法案的近憂與遠慮》,2025/7/7),而油價上漲帶來的購買力侵蝕疊加低收入群體相對更高的MPC,使得其在財政減稅中獲得的邊際消費改善可能被油價衝擊在較大程度上抵消。
從對GDP的拖累來看,油價上漲10%,對居民消費、GDP的拖累為0.16pp、0.11pp,與我們此前測算結果基本一致(參見《美國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獨善其身?》,2026/4/7)。根據BLS消費者支出調查,收入最低至最高20%家庭的消費分別佔總消費的9%、13%、17%、23%和38%。在油價上漲10%的情形下,對居民消費全年拖累約為0.16pp。由於中高收入群體的佔比較高,雖然對其本身的拖累較小,但中高收入群體消費的下降對整體消費的拖累影響更大。若霍爾木茲海峽能夠較快重啓,2026年全年油價均價或為80美元/桶,較戰前上漲15%,對2026年居民消費、GDP拖累為0.23pp、0.16pp。
風險提示:中東衝突風險超預期,油價對居民消費拖累超預期。
正文
一、油價上漲拖累美國消費和增長,總量衝擊尚屬可控
從總量看,我們測算發現,油價上漲10%,通過拖累消費壓低增長0.1%。根據我們在《美國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獨善其身?》(2026/4/7)測算,油價上漲通過三個渠道[1]影響美國通脹,在不考慮二次效應的基準情形下,油價上漲10%將在一年內推高CPI約0.23個百分點,核心CPI約0.05個百分點,一年後大部分影響逐步消退。油價上漲推高能源價格,侵蝕居民購買力,且高油價還可能加大居民對未來收入與就業的悲觀預期,推高儲蓄率,額外拖累消費。理論上,油價衝擊對增長的拖累=居民購買力下降幅度*邊際消費傾向(MPC)。根據我們此前的研究,油價上漲10%,居民購買力被侵蝕的規模佔居民消費的0.15%,而大量研究發現,油價衝擊對應的MPC在1左右。因此油價上漲10%,拖累消費0.15pp,拖累GDP 0.1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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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上漲對能源分項是最直接、最快速的傳導渠道;食品影響也較大,但傳導存在一定時滯;而包括交通、酒店等其他商品服務分項的影響相對較小。我們測算,平均來看,油價上漲10%推高能源分項約2.3個百分點,對CPI的貢獻約0.15個百分點(圖表1)。食品方面,WTI領先食品CPI分項約9個月,油價上漲10%推高食品分項約0.4個百分點,對CPI貢獻約0.05個百分點;其他核心商品與服務方面,WTI領先相關分項約3個月,油價上漲10%推高機票分項約1.5個百分點,並推高公共交通、機動車維修保養、服裝、醫療日化、酒店住宿等服務籃子約0.3個百分點,兩者合計對CPI貢獻約0.04個百分點。

二、消費結構與傾向差異放大對中低收入群體影響
總量測算可能掩蓋了油價衝擊對不同收入群體影響:中低收入群體消費籃子中能源食品佔比更高,且MPC相對更高,對油價衝擊更加敏感。具體來看,
一方面,中低收入群體消費籃子中能源食品佔比更高,面臨的通脹衝擊更大。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消費者支出調查(BLS Consumer Expenditure Survey)的數據,按收入五分位劃分,收入最低的20%家庭在能源、食品等容易受油價影響分項上支出佔比是收入最高20%家庭的1.3倍左右。考慮不同收入群體消費籃子中能源食品等分項佔比之間的差異,我們發現,若油價上漲10%,第一個季度主要體現為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第四個季度衝擊達到峯值,其中,最低收入組通脹峯值為0.28pp,第二組也為0.28pp,第三組為0.25pp,第四組為0.23pp,最高收入組為0.18pp(圖表3),最低組的峯值通脹衝擊是最高組的1.5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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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能源支出看,低收入群體的能源支出佔比是高收入群體的1.7倍。從收入五分位數據來看,能源權重從最低組的8.2%、第二組8.4%逐級遞減至第三組7.5%、第四組6.7%,再到最高組4.8%(圖表2)。能源消費屬於剛性支出,涵蓋取暖、照明、通勤燃油等基本需求,不會因收入提高而等比例增長,低收入家庭的總支出規模更小,能源在其消費籃子中的佔比自然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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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食品支出看,分化幅度更為顯著。收入最低20%家庭的食品支出佔比為15.7%,最高20%家庭為11.3%,差距達4.4個百分點(圖表2)。食品與能源類似,屬於基本生存性消費。值得注意的是,食品分項雖然在油價傳導中滯後9個月纔開始顯現,但其在消費籃子中的權重遠大於能源分項(最低組與最高組:15.7% vs. 8.2%),一旦食品價格開始上漲,對低收入群體通脹體感的邊際推升和實際購買力侵蝕更為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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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核心商品與服務籃子看,各收入組差異較小。該籃子包含公共交通及出行服務、機動車維修保養、服裝服飾、醫療商品及日化用品、酒店住宿五個子項,在各收入組中的佔比從最低組8.7%到最高組9.1%,差異有限。高收入家庭在服裝、酒店住宿等可選消費上的支出佔比略高,但整體來看,核心通脹傳導在各收入組之間不構成顯著的差異。
另一方面,中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MPC)超過高收入群體,加大了油價上漲對中低收入群體消費的抑制。通脹侵蝕實際購買力,而MPC決定了購買力下降在多大程度上轉化為消費支出的實際縮減。近期的一些研究[2]顯示,油價衝擊對應的MPC基本為1,這可能是油價上漲可能會影響買車等耐用品消費、推高預防性儲蓄動機等。考慮到本次測算中計入了除能源食品外其他核心商品和服務,整體消費剛性有所下降,對應的MPC或小於1。BOE(2017)指出,一般負向衝擊下消費者總體MPC均值為0.6-0.7[3]。因此,本次測算中我們使用0.67為消費者整體MPC均值。由於學界研究中對不同收入群體的MPC測算較少,我們以ECB(2014)的測算基礎上進行調整[4],按照收入五等分,最低至最高的MPC依次為0.96、0.77、0.69、0.64、0.59(圖表4),收入最低的20%家庭MPC是收入最高20%家庭的1.6倍。


三、油價衝擊對中低收入家庭拖累更大,沖銷其減稅獲益
綜合考慮籃子以及MPC差異,我們測算發現,油價上漲對最低收入20%家庭消費的拖累為最高收入20%家庭的約2.5倍。為了將差異化的通脹衝擊與差異化的MPC整合為統一框架,我們構建了月度消費拖累指數。該指數的計算邏輯為:各收入組在每個月份面臨的加權通脹衝擊乘以其對應的MPC,衡量通脹衝擊通過侵蝕實際購買力、在給定消費傾向下實際壓縮消費支出的程度。從峯值看,油價上漲10%,最低收入組的消費拖累最高達到0.27pp,最高收入組僅為0.11pp,前者為後者的2.5倍。各收入組在峯值月份(t10至t12)的消費拖累分別為:最低20%組0.27pp、第二組0.21pp、第三組0.17pp、第四組0.15pp、最高20%組0.11pp,呈現出隨收入遞增而逐級遞減的特徵(圖表5)。
更進一步看,油價衝擊對低收入群體的購買力侵蝕可能部分沖銷「大而美」法案對其的減稅效果。「大而美」法案對低收入家庭的減稅規模本就有限(參見《美國「大而美」法案的近憂與遠慮》,2025/7/7),而油價上漲帶來的購買力侵蝕疊加低收入群體相對更高的MPC(0.96 vs. 高收入組0.59),使得其在財政減稅中獲得的邊際消費改善可能被油價衝擊在較大程度上抵消。相較之下,中高收入群體既在減稅中獲益更多、又在油價衝擊中受損較小,財政、關稅與油價衝擊的疊加或進一步加劇美國居民收入和消費的「K型化」格局。
從對GDP的拖累來看,油價上漲10%,對居民消費、GDP的拖累為0.16pp、0.11pp,與我們此前測算結果基本一致(參見《美國能否在能源短缺中獨善其身?》,2026/4/7)。根據BLS消費者支出調查,收入最低至最高20%家庭的消費分別佔總消費的9%、13%、17%、23%和38%。在油價上漲10%的情形下,對居民消費全年拖累約為0.16pp。其中,收入群體由低到高依次貢獻(拖累)0.024pp、0.027pp、0.029pp、0.034pp、0.042pp(圖表6)。由於中高收入群體的佔比較高,雖然對其本身的拖累較小,但中高收入群體消費的下降對整體消費的拖累影響更大。若霍爾木茲海峽能夠較快重啓,2026年全年油價均價或為80美元/桶,較戰前上漲15%,對2026年居民消費、GDP拖累為0.23pp、0.16pp。


風險提示
1)中東衝突風險超預期:若中東衝突進一步升級,可能導致全球原油供應缺口擴大,推動油價突破基準預期,進一步加劇美國結構性通脹壓力,對居民消費的拖累程度也將顯著提升。
2)油價對居民消費拖累超預期:若油價高位持續時間長於預期,能源、食品等分項通脹的傳導效應將進一步顯現,疊加中低收入群體儲蓄耗盡、消費能力持續弱化,可能導致其消費受拖累幅度超預期。
[1]直接影響能源分項、間接影響能源以外的其他分項、以及可能引發的二次效應。
[2]例如Gelman(2023)和Alexander and Poirier(2018)。
[3]https://www.bankofengland.co.uk/-/media/boe/files/working-paper/2017/the-consumption-response-to-positive-and-negative-income-changes.pdf
[4]ECB(2014)測算過不同收入組別的MPC差異,我們部分使用插值法得到收入五等分組別的MPC,由低收入至高收入依次為0.6、0.48、0.43、0.40、0.37,均值為0.43。考慮到ECB計算並未區分衝擊本身的異質性,因此我們按照固定係數(1.6)對上述MPC進行調整,以保留不同收入群體MPC梯度的基礎上,使整體MPC均值在0.6-0.7之間,取0.67。
責任編輯:韋子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