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動能的轉換》:當舊動能放緩,創新驅動的資金該從哪裏來?

吳曉波頻道CHAN...
06/05

來源:吳曉波頻道CHANNELWU

編者按:在改革開放的宏大敘事中,中國經濟曾以「摸着石頭過河」的勇氣,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蹟。然而,從燃油車到智駕技術的更迭,從移動支付到數字人民幣的演進,舊的增長邏輯正在瓦解,新的動能亟待激活。

經濟學者盤和林在其新著《經濟動能的轉換:從規模經濟到創新驅動》中,摒棄了傳統的宏觀敘事,轉而從「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一底層邏輯出發,深度剖析了中國過去四十餘年「舊邏輯」的成功密碼,並為未來的「新邏輯」指明瞭路徑。

書籍以「舊邏輯—新挑戰—新動能」的清晰框架,系統梳理了中國經濟從規模擴張邁向創新驅動的演進脈絡。作者首先回顧了締造中國經濟奇蹟的六大舊邏輯——分配製度改革、規模經濟、土地財政、金融槓桿、全球化與網絡經濟;繼而分析了共同富裕、內卷式競爭、金融開放、逆全球化與科技競爭等六大挑戰;最終以前瞻性的眼光提出了再分配、反內卷、新型城鎮化、金融全球化、全球領導力與科創興國等六大新邏輯。

全書的核心論斷在於:中國經濟正處在一個從「規模經濟」向「創新驅動」躍遷的關鍵「十字路口」。過去的成功依賴於人口紅利、土地財政和全球化帶來的規模效應;未來的挑戰則在於如何打破「內卷」,通過產權激勵、金融開放和科技突圍,構建新的增長極。

理解這一轉換的底層邏輯,對於深刻把握未來十年的制度紅利與商業機遇具有重要價值。以下聚焦書中最具實踐穿透力的兩個維度——金融化債與資本影響力,解讀本書為當下變革提供的核心洞見。

本文選自《經濟動能的轉換:從規模經濟到創新驅動》

 文 / 藍獅子圖書

金融業的舊邏輯與新挑戰

中國金融業過往的發展邏輯主要建立在「貨幣化」與「資本化」之上。通過金融體系的改革,將貨幣資本高效導入實體經濟,是中國經濟得以在半個世紀內走完歐美幾百年工業化道路的關鍵。然而,這一模式的代價是債務槓桿率的高企。因此,如何「化債」成為中國金融業尋找新路子的核心命題。

與此同時,金融業作為全球資源配置與利潤分配的主導者,其開放程度直接決定了國家的全球影響力。如果說2001年加入WTO是中國經濟的第一波開放紅利,那麼金孖展本的開放將是未來中國經濟的第二波紅利。在這一進程中,中國不僅需要解決內部的債務問題,更需通過金融開放提升在全球經濟中的話語權。

「化債」的新邏輯:

從增量擴張到存量優化

化解債務風險,首先需區分「好債」與「壞債」。基於財政收支公式(財政支出=財政收入+財政赤字),政府發債是向未來借錢,必須受到約束。所謂「好債」,一是能產生正收益(如通過門票、租賃回收成本的公園),二是能產生良好的社會效益(如緩解交通擁堵的地鐵)。因此,化債的核心在於用「好債」替代「壞債」,並依靠財務紀律約束當下的負債行為。

1、增收:土地財政的退潮與新稅種的探索

地方政府增收面臨「土地財政」接近尾聲的困境。隨着城鎮化進程放緩,非稅收入不再穩定。未來增收需依賴稅收開源,主要路徑包括:

其一,稅收「顆粒歸倉」:利用金稅四期等信息化手段加強徵管,掃除稅收死角,實現公平競爭,並簡化稅收制度。

其二,開闢新稅源:重點探討消費稅(下劃地方)、房產稅與遺產稅。其中,房產稅雖具備替代土地財政的潛力,但鑑於樓市現狀,全面落地需等待房價與槓桿率穩定,否則可能引發拋售與民生壓力;遺產稅則面臨富人資產外流的挑戰,需配合慈善信託等政策。

2、債務處置:歷史經驗與現實工具箱

中國歷史上經歷過兩輪主要化債——1998年國企改革與2015年地方隱性債務化解。當前的化債思路以債務置換與限額增加為核心。據財政部披露,從2024年起連續五年每年從新增地方政府專項債券中安排8000億元專門用於化債,累計可置換隱性債務4萬億元,加上全國人大常委會批准的6萬億元債務限額,直接增加地方化債資源10萬億元。

然而,純粹的債務轉移——如將城投債置換為地方債,雖能解燃眉之急,卻導致明面政府債務規模上升,逼近甚至超過60%的GDP紅線。因此,必須引入更多元化的處置手段:

第一,債務轉移:將債務剝離給銀行或資產管理公司。但地方政府債務由於缺乏破產機制,轉移難度較大。

第二,緊縮化債:變賣政府閒置資產(如國企、基建)或減少非必要開支。中國特殊的政府資產存量為這一路徑提供了可行性。

第三,債務免除:目前在國內不可行,因地方政府無破產概念,且「誰家孩子誰抱走」是基本原則。

第四,債務貨幣化:即量化寬鬆(印鈔)。雖然央行可以通過擴表買入債券,但此舉極易引發惡性通脹(參考2021-2022年美國經驗),故只能作為應急手段,不可常態化。

第五,以加槓桿去槓桿:政府作為「投資公司」,通過借債投資高成長科技企業或引入民間資本(PPP/混改),利用投資收益覆蓋債務。但這要求政府提高決策效率並容忍投資風險。

資本影響力的構建:

從存量博弈到全球佈局

資本的影響力本質上是貨幣的影響力。當前全球正處於美元影響力衰弱與多極化貨幣體系興起的過渡期。

1、國際環境:美元的衰弱與中國的機會

美國因財政赤字高企開啓全球戰略收縮,這削弱了其科技、軍事、金融的全球投射能力,進而動搖美元的購買力與迴流機制。全球亟需新的貨幣填補真空。中國具備獨立的經濟與政治體系,不應被動配合美國逆轉赤字,而應利用這一「真空期」擴大金融影響力。

2、金融開放的必要性與可行性

其一,必要性:中國面臨全要素生產率不足的問題。相比需要長期投入的科技創新,學習金融經驗是更快創造財富的路徑。

其二,可行性:基於「不可能三角」(資本自由流動、固定匯率、貨幣政策獨立三者不可兼得),中國過去通過限制資本流動換取了匯率穩定與政策獨立。但隨着外匯儲備的積累,中國已具備一定的開放底氣。允許資本流出(如企業海外投資)與流入(如滬港通、深港通),能增強經濟金融韌性。

3、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與挑戰

人民幣要成為世界貨幣,需跨越以下門檻:

第一,實現自由兌換:當前通過「離岸(香港)+在岸(內地)」的雙軌模式及「逆周期因子」進行管控。長期看,需解決市場出清問題,走向有管理的浮動與自由兌換。

第二,讓世界持有人民幣:目前主要通過雙邊本幣互換,但對象多為外匯儲備少的國家,實際收益有限。未來需通過擴大內需市場,增加進口,讓貿易順差國(如德國、日本等)因對華貿易盈餘而持有人民幣。

第三,保持升值預期:貨幣的本質是信用與資產。人民幣需通過增強中國在全球的綜合影響力(科技、軍事、貿易)來維持升值預期,吸引長期持有。

第四,加強對外投資與區域合作:相比無償援助,投資能建立更持久的利益糾葛與影響力。通過「一帶一路」、APEC等平台落實發展倡議,不僅能締造共贏,還能完善高水平對外開放機制。

過去二十年,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由房地產與外貿出口所驅動;未來二十年,金融開放有望成為重要的推動力量之一。這不僅要求中國建立更加專業化和國際化的金融機構體系,更需要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通過積極化解內部債務風險、優化財政結構,並有效參與全球資本配置,中國方能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中不斷增強自身影響力,實現從規模經濟向創新驅動的歷史性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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