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知娛合一
2026年7月25日，中國證券投資基金業協會私募證券投資基金專業委員會接受第一財經專訪，對A股量化交易的公平性、交易佔比、市場影響、交易規則及監管手段等進行了全面解析。委員會否認量化交易存在「T+0」特權、否認量化「集中砸盤」、強調監管已足夠嚴格。然而，這些觀點與大量市場數據、學術研究及監管實踐存在明顯矛盾。本文進行逐條拆解。
一、「量化無T+0特權」：制度公平不等於實質公平
委員會的核心論點之一是：「交易所現行交易規則公平對待各類投資者。不論什麼類型的投資者，在股票市場中都只能開展T+1交易，量化交易投資者也不例外。」
這一辯護混淆了「制度公平」與「實質公平」。
委員會承認，投資者可以通過「T-1日已持有某股票，T日買入該股票後、賣出T-1日的股票」實現所謂「T+0」交易。問題在於：量化機構憑藉算法和程序化下單能力，可以在毫秒級別完成這一操作，而散戶依靠人工盯盤、手動下單，在速度和信息處理上完全不在一個量級。
有市場人士直言：「散戶深惡痛絕的根本原因在於制度不對等——量化可以毫秒級速度先於散戶下單，還可通過底倉實現變相T+0日內迴轉交易、利用波動率賺取差價，而散戶只能T+1，缺乏及時的糾錯機制。」同樣的制度規則，對擁有技術優勢的一方和對沒有技術優勢的一方，實際效果天差地別。以「規則相同」來回應「實質不公」，是一種典型的避重就輕。
知名學者劉紀鵬教授更是指出：「量化機構憑藉‘信息快’和‘動手快’的優勢，通過高頻報單、撤單，製造‘A型形態’的股價走勢——幾天內暴漲暴跌，讓跟風的散戶屢屢被‘割韭菜’。」
制度公平不能替代結果公平。監管機構針對公募基金採用的是限制其對同一個股票日內反向交易，為的就是不讓具有資金優勢公募基金能以此獲利。量化基金目前既有資金優勢又有技術優勢，更應該限制其同一個股票的日內反向交易行為。在散戶佔比極高的A股市場，量化機構與散戶同台競技，本質上是「計算機對血肉之軀」的降維打擊。
二、「量化並未集中砸盤」：樣本偏倚與邏輯缺陷
委員會稱：「經向頭部券商和量化私募機構了解，在上周市場下跌幅度較大的交易日，很多量化機構不僅沒有淨賣出，還是淨買入」。同時表示「國內主流量化產品以指數增強、量化多頭、量化中性為主，常年維持90%以上高倉位」。
這一結論存在嚴重的樣本偏倚和邏輯缺陷。
首先，委員會的數據來源是「頭部券商和量化私募機構」的自我報告。讓被調查對象自我報告是否「砸盤」，其客觀性本身就值得懷疑。更何況，量化的交易行為是分散的、系統性的，而非「統一集中拋售」——但分散拋售同樣可能形成砸盤合力。
其次，「高倉位」並不能證明沒有砸盤。量化機構完全可以在保持高倉位的同時進行大規模的調倉換股——賣出A股票的同時買入B股票，對整體市場而言仍是賣出壓力。2024年曾有量化私募在開盤後42秒內賣出13.72億元深市股票、1分鐘內賣出11.95億元滬市股票，交易所因此開出罰單。42秒賣出近14億元，這如果不是「砸盤」，什麼纔是？
再次，學術研究提供了相反的證據。有研究基於2023年1月至9月的數據表明，「量化交易對股票市場具有顯著影響；量化交易存在一定程度的‘砸盤’效應」。另有研究指出，「量化交易通過擠出知情交易者和沽空交易者，延緩了市場對新信息的吸收過程，降低了信息效率」。量化交易並非委員會所描繪的市場「穩定器」。
三、「監管嚴於境外」：選擇性比較與事實偏差
委員會稱：「美國證監會、交易所並無‘每秒下單15筆、撤單率15%、訂單停留50毫秒’硬性規定」，並認為「A股對量化的監管約束顯著嚴於境外市場」，還以「A股50%撤單率監控指標對比美股90%、日股70%」為例。
這一論證存在多重問題。
第一，關於美國「每秒15筆」的規定，委員會的說法與大量公開信息矛盾。多個信息來源顯示，美國SEC明確將每秒下單超15筆認定為高頻交易，是剛性監控紅線。一旦觸發，交易所和SEC會重點監控。雖然這可能不是法律條文中的「硬性禁止」，但作為監管紅線，其約束效力不容否認。委員會以「無硬性規定」來淡化中美監管差距，有誤導之嫌。
第二，A股300筆/秒的標準是嚴於美國標準沒有根據。實際上，A股的高頻認定標準更接近「備案監控」而非「剛性約束」——超標準僅標記為高頻做差異化監管，不直接禁止；而美國對高頻交易的監管力度和處罰力度遠為嚴格。
第三，撤單率對比更是偷換概念。美國單日撤單率超15%會觸發審查或懲罰性費用，而中國50%的監控指標僅僅是一個「異常監控」閾值，兩者在制度效力上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用「監控指標」對比「懲罰性閾值」，得出的「嚴於境外」結論毫無說服力。
四、「量化提升流動性」：正效應不能掩蓋負效應
委員會稱量化交易「能夠縮小買賣價差，降低全市場投資者進出交易成本，拓寬市場交易深度」。量化交易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市場流動性。但這一正向作用不能掩蓋其帶來的結構性問題。
關鍵在於：A股市場以散戶為主體，而海外成熟市場的量化交易對手多為機構。同樣的量化交易，在不同市場結構中產生的效果截然不同。海外散戶有多種風險對沖手段，而A股散戶缺乏有效的對沖工具。在存量博弈格局下，增量資金不足纔是市場的根本問題——量化交易只是在存量蛋糕中通過技術優勢切走了更大的一塊，並沒有做大整個蛋糕。
美國市場大量量化交易是套利交易和對沖交易而不是A股量化的方向性交易，方向性交易和對沖套利交易對市場影響完全不具有可比性。中基協委員會直接將這兩類不同類型的量化交易進行了對比，存在對比類型不當的問題。
此外，學術研究揭示了量化交易的「雙刃劍」效應：算法交易雖改善了市場流動性、抑制了價格波動，但也「延緩了市場對新信息的吸收過程，降低了信息效率」。委員會只談正面、不談負面，是一種選擇性的敘事。
五、行業自辯的天然侷限
中基協私募專業委員會作為基金行業的自律組織，其成員本身就來自基金行業。由行業利益相關方來回應行業爭議，其觀點的客觀性天然受限。
事實上，監管層自身的態度比委員會的表態更為審慎。2026年全國兩會期間，證監會主席吳清明確表示要「突出公平性原則，深化細化高頻量化交易的監管」；在投資者座談會上更強調「堅決維護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秩序」。從「規範發展」到「規範行為」的表述變化，意味着更具體的政策正在路上。
綜上所述，量化交易隨着資本市場發展而發展，但這並不意味着現行模式無需調整。問題的核心不是要不要量化，而是如何在以散戶為主的市場中，確保技術優勢不演變為制度性不公。 迴避問題、淡化爭議，無助於建立真正公平的市場生態。
責任編輯：尉旖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