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向半人馬》的作者認為，技術並不具有無法改變的邪惡屬性，問題在於技術的受衆沒有改變和調整它的權利：當有人把糟糕的設計強加給用戶，用戶只能被困其中。

那些阻止一家公司把產品做壞的力量，是如何一個接一個失去威懾力的？人類又將怎樣從機器的支配者，逐步走向「被機器徵用」的風險？

文 | 崔瑩

兩個月前，科幻作家和數字權利活動家科利•多克託羅（Cory Doctorow）推出了新作《逆向半人馬：後AI時代生存指南》（The Reverse Centaur's Guide to Life After AI: How to Think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efore It's Too Late），這是他繼《垃圾化》（Enshittification: Why Everything Suddenly Got Worse and What To Do About It）一書之後，又一部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審視互聯網與科技產業權力結構的批判之作。

不久前，他攜這本新書亮相愛丁堡國際圖書節，與媒體人加布裏埃爾•蓋特豪斯（Gabriel Gatehouse）對談，圍繞兩本書所涉及的科技產業、人工智能和互聯網未來等議題展開討論。

01

多克託羅長期關注網絡壟斷、數字版權、隱私、技術監管以及普通人對數字產品的控制權等議題。蓋特豪斯將多克託羅作品的核心議題概括為：在日益受新技術支配的世界裏，我們該如何生活。

多克託羅還有一項「成就」：創作了一個已經被收入英語詞典、甚至進入其他語言的新詞「垃圾化」（enshittification）。蓋特豪斯問他：「你創造的詞進了《牛津英語詞典》，算得上功成名就了吧？」多克託羅不以為然：「若《牛津英語詞典》裏出現了一個以你的名字構成的詞，通常說明有很糟糕的事正在發生。我們最好都不要追求這種成就。」

《垃圾化》於2025年10月出版，多克託羅首先解釋了什麼是「垃圾化」，以及它為什麼會發生。多克託羅曾在電子前沿基金會工作了二十五年。這個組織致力於維護網絡自由、隱私和其他數字權利。但他很快便發現，要讓公衆關心數字權利並不容易：這些問題高度技術化、抽象，談論的往往還是未來的事情，而大多數人更關注眼前、具體的事情。他後來發現，真正能夠「解鎖公衆興趣的鑰匙」是允許自己稍微說一點粗話。用一種直白而具有衝擊力的方式，讓複雜的技術問題變得簡單易懂，因而可以迅速傳播開來。

「垃圾化」描述的是數字平台走向衰敗的一種典型模式。人們很少自行搭建服務器或託管內容，而是依靠某個平台把不同群體連接起來。比如，網約車平台連接司機與乘客，電商平台連接賣家與買家等。平台原本只是促成這些群體互動的中介，但正如法學家吳修銘（Timothy Shiou-Ming Wu）所說，這些中介很容易患上「主角綜合徵」：它們忘記自身的職責是促進人們之間的互動，反而把一切變成關於平台的故事，並試圖從參與其中的每一個人身上攫取越來越多的價值。

平台創立之初，會儘可能善待終端用戶，以便利、低價，甚至補貼吸引他們，藉此把他們鎖定。等用戶形成粘性、難以離開後，平台便開始犧牲用戶體驗，從他們身上抽取價值，並用從用戶那裏拿走的利益去吸引企業客戶。等企業客戶也被鎖定後，平台再把企業客戶的價值抽走。最終，它往往只會給終端用戶和企業用戶留下一點價值，剛好足以讓他們不離開。其餘價值就流向了股東和高管，而平台本身則變成了「一坨屎」——至此，平台也就完成了「垃圾化」。

鎖定效應是這個過程得以持續的關鍵。多克託羅以Facebook為例：「只要你愛朋友的程度超過你恨馬克•扎克伯格的程度，你就會繼續留在那裏。」幾乎所有人都認為某個平台已經變得很糟，卻沒人願意率先離開，因為自己的朋友、客戶、讀者、照片、作品和交易關係被困其中。

不過，多克託羅指出，「垃圾化」理論更重要的部分不是描述平台如何變壞，而是解釋這一切為什麼會發生。貪婪並不是最近十年纔出現的，真正的原因，是政策制定者作出了一系列選擇。這些選擇可能帶來的後果，當時完全可以預見。事實上也確實有人預見併發出警告，但他們仍然製造出一種特別容易滋生「垃圾化」的政策環境，讓最壞的主意和最壞的人賺到最多的錢。

政府停止有力執行反壟斷法，任由大型企業收購競爭者並俘獲監管機構；勞動者的力量不斷受到削弱，以至於技術人員即使站出來說「我們不應該把產品做得這麼糟」，等待他們的可能是解僱。與此同時，知識產權法不斷擴張，使競爭者、獨立開發者和普通用戶越來越難以改造現有技術。曾經被科技公司奉為準則的「顛覆」，逐漸變成它們用來挑戰傳統行業的特權，而不再是後來者可以用來挑戰它們的工具。於是，人們不能自由地給應用程序加裝隱私保護或廣告攔截功能，不能修改打印機程序以使用第三方墨水，也難以把自己在一個平台上的數據、聯繫人和內容轉移到另一個平台。科技公司的權力正來自這些人為製造的依賴，而它們又利用由此獲得的利潤進一步鞏固支配地位。

人們最初對互聯網寄予希望的那些東西，也在這一過程中逐漸消失。互聯網不再是一個開放、分散、允許人們自由創造和連接的空間，而越來越像那句著名的諷刺：「五個巨型網站，每一個都塞滿另外四個網站的文字截圖。」多克託羅強調，這不是經濟規律，更不是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資本當然會追求更高回報，但企業只有在監管者放任其作弊時，才能長期依靠作弊獲得回報。在他看來，真正失職的是本應站在公衆一邊的政策制定者。近二十五年來，他目睹政策制定者年復一年作出這些糟糕透頂的決定。並且，問題明明是過去的選擇造成的，人們卻在後果出現時把它當作突如其來的災難。這不僅損害了普通人的生活，也妨礙人們重新建設一個更開放、更公平的互聯網。

02

蓋特豪斯追問，是否是利潤動機讓一切變得越來越糟？多克託羅並沒有把問題簡單歸結為市場本身。他並不認為市場是組織社會的最佳方式、唯一方式，但他借用了亞當•斯密的經典論述：「我們獲得晚餐不是因為屠夫、釀酒師或麪包師的好意，而是出於他們對自己利益的考慮。」 當然，他們也擔心別人會賣出更好的麪包，或者為麪包房工人提供更好的工作。

在多克託羅看來，無論從左翼還是右翼的立場出發，都可能得出相似的結論：只要企業始終受利潤驅動，就始終存在作惡的誘因。而如果人們又寄望於國家對企業加以約束，那麼，大量彼此競爭的企業，至少比一個高度集中的集團更容易監管。一個行業裏如果有一百家公司，它們往往很難在任何事情上達成一致，更不會聯合起來向監管機構施壓。可一旦政府放任企業在一場「亂倫式的併購狂歡」中互相吞噬，最終催生出長着「商業哈布斯堡下巴」的巨型公司（注：歐洲哈布斯堡王朝長期實行近親婚姻，家族中不少人出現突出的下頜等遺傳特徵，俗稱「哈布斯堡下巴」），情況就完全不同了：企業數量越少、權力越集中，它們俘獲監管機構也就越容易。

多克託羅以網絡隱私為例。人們經常抱怨網絡生活中的隱私正不斷受到侵蝕。但在多克託羅看來，數字技術本身並不必然與隱私為敵。恰恰相反，如今的智能手機已經配備了強大的加密技術。用戶拿出手機按下快門，照片幾乎會在寫入存儲器的同時受到加密保護。為了說明這種加密技術究竟有多強，多克託羅用了一個極其誇張的尺度：即使把宇宙中的全部氫原子都變成計算機，從現在開始不停嘗試破解密鑰，宇宙也會在密鑰被破解之前先走到壽命的盡頭。

因此，互聯網隱私日益受到侵蝕，並不是因為數字技術缺乏保護隱私的能力，而是因為掌握這些技術的平台選擇了另一種運用方式。隨着市場權力日益集中，少數企業既有動機，也有能力繞開、削弱，甚至取消原本可以保護用戶隱私的技術機制。

多克託羅認為，美國之所以長期缺乏有力的網絡隱私保護，並不是因為做不到，而是因為相關法律制度長期沒有得到根本更新。美國現行的主要電子隱私法律框架可以追溯到20世紀80年代：里根於1986年簽署《電子通信隱私法》，兩年後，美國又通過《錄像隱私保護法》，禁止錄像服務商擅自披露顧客的租借記錄。

歐洲雖然制定了《通用數據保護條例》，但在多克託羅看來，執行同樣面臨企業權力集中的牽制。許多美國大型科技公司將歐洲總部設在愛爾蘭，而愛爾蘭監管機構又被批評未能對這些企業充分執行歐盟的隱私規則。結果是，即使歐洲擁有更嚴格的法律文本，對大型美國科技企業的實際約束仍然十分有限。

多克託羅強調，我們今天所處的數字環境並非技術發展的必然結果，而是一系列制度選擇的產物。我們先是允許競爭被不斷削弱，讓市場權力集中到少數企業手中；隨後，那些原本能夠制約企業行為的力量——競爭、監管以及法律執行——也隨之被削弱。換句話說，隱私的喪失並不是技術原因，而是權力過度集中的結果。

03

多克託羅以谷歌為例，說明「缺乏競爭約束如何導致垃圾化」。據科技記者埃德•齊特龍（Ed Zitron）對谷歌內部文件的解讀，谷歌內部曾討論過，是否要主動把搜索引擎做得差一點。齊特龍仔細翻閱了美國司法部針對谷歌提起的聯邦反壟斷案件中公開的大量內部文件，發現了谷歌內部兩派之間的一場爭論。

事情大約發生在2019年至2020年前後。那時，谷歌在搜索市場已經佔據了約90%的份額。到了這個程度，再想依靠搶佔更多市場份額來維持增長，空間已經非常有限。於是，公司的問題慢慢變了。過去的問題是，怎樣讓更多人使用谷歌；現在的問題則變成，既然幾乎所有人都已經在使用谷歌，怎樣才能從他們身上賺到更多錢？與此同時，谷歌開始從「增長」轉向「榨取」。

據說，公司內部以營收為中心的一派，想到的辦法聽起來近乎荒唐：把搜索做得稍微差一點。原本，谷歌擁有一些功能，可以儘可能在用戶第一次輸入關鍵詞時，就判斷出用戶真正想找什麼。如果把這些功能削弱，用戶第一次搜不到滿意的結果，就只好修改幾個關鍵詞，再搜一次；如果第二次還是不滿意，那就再搜第三次。對用戶來說，這意味着搜索變得更麻煩；但對谷歌來說，每多搜索一次，就意味着可以再展示一輪廣告。於是，原本一次就能完成的搜索，被拆成了兩次、三次。產品質量下降，廣告展示量卻增加，收入也隨之增加。如果換作一個競爭激烈的市場，這種主意幾乎是在主動把用戶往競爭對手那裏趕。可問題在於，那時的谷歌已經不太需要擔心用戶會離開。

多年來，谷歌每年向蘋果支付大約200億美元，以確保自己繼續成為蘋果設備上的默認搜索引擎。除此之外，它還通過與瀏覽器、操作系統及電信運營商合作，取得了大量默認搜索入口。人們打開電腦、手機或者瀏覽器，幾乎無論走到哪裏，眼前的那個搜索框最終都通向谷歌的服務器。用多克託羅的話說，谷歌實際上已經把「貨架空間」買下。在這種情況下，用戶即使覺得搜索越來越差，又能怎麼辦？「把產品做差一點就能賺更多錢」不再只是一個異想天開的提議，而變成真正可行的商業策略。

站在另一邊的是本•戈梅斯（Ben Gomes）。戈梅斯是老派的谷歌技術人員之一。他親眼見證了谷歌從幾台塞在桌子下面的電腦，發展成遍佈全球的數據中心體系。面對這種提議，他感到難以接受。自己花了一輩子把搜索做得更好，當然不是為了有一天故意把它做壞。可面對一套清晰的營收邏輯，他能夠提出的反對理由，歸根結底幾乎只有一句：「這樣做讓我覺得噁心。」

多克託羅說，他幾乎可以肯定，任何一個靠廣告賺錢的搜索公司，遲早都會有人意識到：如果讓用戶多搜一次，就能多展示一次廣告。真正重要的不是「有沒有人想到」，而是為什麼過去這樣的人沒有贏，而這一次卻贏了。答案在於，谷歌已經控制了市場。

過去，那些阻止公司把產品做壞的力量仍然存在。產品如果太差，用戶可能會轉向競爭對手；行為如果太過分，監管機構可能會介入；公司如果違背內部文化，員工也可能集體反對。可當谷歌的市場地位越來越穩固之後，這些原本可能降臨到它頭上的後果，一個接一個失去了威懾力。

多克託羅又談到谷歌早年的另一面。谷歌曾經以優厚的員工福利聞名。辦公室裏有免費的康普茶，有按摩服務，甚至還為女員工提供凍卵福利，讓她們可以把生育時間往後推，把職業生涯中最寶貴的幾年繼續投入工作。多克託羅指出，這些福利並不是因為公司格外熱愛員工，而是因為當時的技術人才極其稀缺。在那種情況下，公司當然願意花很高的成本留住他們，而那些工程師自己，也未必把自己理解成傳統意義上的「勞動者」。他們更願意相信，自己只是暫時還沒有成功的創業者，是未來某家公司的創始人。

後來，情況大變。隨着技術勞動力供給逐漸追上需求，整個行業出現大裁員。員工不再像過去那樣稀缺，谷歌也就不必再像過去那樣在意他們。如果有人因為搜索質量下降而憤怒，甚至辭職，對公司來說，也不再構成多大的威脅。於是，谷歌內部原本存在的幾種制衡力量，幾乎同時減弱。用戶很難離開，競爭對手很難挑戰，監管力度有限，員工也失去了從前那種議價能力。在這樣的環境裏，公司內部關於「什麼是正確的事」的爭論，自然越來越容易被「什麼能賺更多錢」所壓倒。

在多克託羅看來，谷歌真正發生的變化，並不只是搜索算法發生了變化，而是公司的目標發生了變化。它曾經希望「做一個好的搜索引擎」，後來卻越來越明確地變成了「怎樣賺更多的錢」。他用一個很形象的說法來形容這種變化：彷彿人的兩邊肩膀上，一邊坐着魔鬼，一邊坐着天使。過去，天使的聲音還足夠響亮，因為競爭、監管、員工和用戶都在替它說話。可當這些約束逐漸消失以後，左肩上那個不斷催促公司榨取更多利潤的魔鬼，聲音越來越大；而右肩上那個提醒它把產品做好、不要傷害用戶的天使，則越來越安靜。

04

《逆向半人馬：後AI時代生存指南》這個標題多少令人捉摸不透。在這部新作中，多克託羅又提出一個新的詞：「雞化的逆向半人馬」（Chickenized Reverse-Centaur）。「雞化」和「逆向半人馬」也是理解這本書的關鍵。

他解釋，「雞化」來自勞動經濟學，最初描述美國養雞戶與三家大型禽類加工企業之間的關係。這幾家公司劃定了各自的勢力範圍。對一個養雞戶來說，附近往往只有一家加工廠願意收購他的雞。這種市場結構叫作買方壟斷。它與人們熟悉的賣方壟斷相似。在許多方面，買方壟斷甚至比賣方壟斷更加危險：它更容易形成，也更難逃脫。

養雞戶幾乎完全受制於這些大型加工企業。公司要求他們按照指定規格修建雞舍，使用特定頻率的燈光，並在規定時間開燈、關燈。他們必須在規定時間投餵指定飼料，聘請公司指定的獸醫，使用指定藥物，就連雛雞也只能向公司購買。公司決定了養殖過程中的一切，唯獨不預先說明養雞戶最終能獲得多少報酬。

加工企業掌握着整個地區的經營數據。養雞戶把雞送去出售時，公司便根據這些數據計算出一個「啱啱夠用」的收購價格：這筆錢只夠讓養雞戶勉強續借貸款，再回來飼養下一批雞，卻不足以使他們擺脫債務。養雞戶由此進入一個不斷變窮的循環。多克託羅指出，如今，這種勞動關係早已越過養雞業，擴散到整個經濟。

「優步」司機面對的是相似的處境。司機自己購買汽車，承擔維修、保險和其他全部成本。優步不會提前明確告訴他們：一趟工作究竟能夠賺多少錢。平台擁有高度精細的數據分析能力，可以判斷某位司機過去是否接受過低價訂單。如果司機曾經接受過，系統便會在下一次把報價再壓低一點，不斷試探他的底線。如果司機拒絕的訂單太多，平台可能限制甚至取消他的接單資格。如果他只是偶爾拒絕，系統便先提供較高報價，再悄悄混入低價訂單，一步步降低報酬。

一名司機原本也許還有一份副業。平台最初為他提供足夠優厚的條件，誘使他放棄副業。等他完全依賴平台後，再逐漸壓低報酬。多克託羅把這種遍及零工經濟的做法稱為「算法工資歧視」：平台利用每個人的數據，分別計算他所能忍受的最低報酬。這正是「雞化」的過程。

「半人馬」則來自自動化理論，指由機器增強能力的人。使用拼寫檢查器時，人是半人馬；使用計算器時，人也是半人馬；騎自行車時，人不僅是半人馬，看起來甚至也有點像半人馬。在理想的人機組合中，機器強壯、耐久、迅速，卻缺乏判斷力和辨別力；人類則負責提供機器所沒有的判斷與辨別。把這種關係倒過來，就成了「逆向半人馬」：不再是人的頭腦安裝在馬的身體上，而是馬的頭接在人的身體上。自動化系統已經可以完成大部分流程，卻仍有某個環節必須由人補足。於是，人不再是機器的主人，而被徵用為機器的外圍設備，按照系統規定的節奏工作，服從算法作出的判斷。

按照多克託羅的描述，平台司機正處於這樣的狀態。攝像頭和應用程序持續監視他們，系統告訴他們應該走哪條路線。即使司機憑藉人的經驗發現了機器沒有識別的問題，只要偏離系統設定的路線，就可能受到懲罰。機器比人強壯、耐久，也能夠不停運轉；在這種安排下，人不僅被機器使用，而且會被機器逐漸耗盡。

亞馬遜倉庫則把這種邏輯推向了極端。美國自動化程度最高的一批倉庫屬於亞馬遜。多克託羅指出，這些倉庫發生嚴重工傷的比率是其他非亞馬遜倉庫的兩三倍。沒有企業會投入七位數資金完成倉庫自動化後，再讓機器以低於其能力的速度運行。整個系統中真正的瓶頸是人，於是企業要求勞動者以身體所能承受的最高速度工作。一個人長期以高速、在耐力極限上工作，必然就會犯錯。在倉庫裏，一次錯誤有時意味着被叉車刺穿身體。亞馬遜配送司機（Amazon Flex司機）也要自行承擔汽車、手機和應用程序等費用，同時接受自動系統的全程指揮。他們一方面像養雞戶一樣承擔成本、服從規則，卻無法決定自己的報酬；另一方面又像「逆向半人馬」，成為算法驅動系統中的人形零部件。在多克託羅看來，他們既被「雞化」，又被變成了「逆向半人馬」。

05

蓋特豪斯繼續向多克託羅提問：當人們從口袋裏掏出智能手機時，在某種意義上是否變成了「逆向半人馬」？這種處境能不能避免？

多克託羅指出，首先必須區分兩件事。一方面，人們在使用機器時，確實可能養成壞習慣，陷入認知誤區。隨着經驗增加，有些人也許能夠學會更好地使用技術，而不同人的使用方式顯然也有優劣之分。另一方面，一個更加根本的問題是：法律可能並不允許用戶改變自己的設備。他以歐盟2001年《信息社會版權指令》第六條為例。儘管英國已經脫歐，但英國法律仍然保留了相關規定。在某些情況下，對設備進行逆向工程或者繞過技術保護措施可能構成違法。假如一個人不喜歡手機的運行方式，厭倦了它不斷投餵垃圾信息和令人上癮的內容，他也不能隨意破解手機，安裝一個工具去修正另一個應用程序。

據統計，超過一半的網絡用戶曾安裝過廣告攔截器。在多克託羅看來，這或許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消費者抵制運動之一。然而，幾乎沒有人能夠在手機應用中安裝類似的攔截工具。「應用程序其實就是在網站外面包裹了足夠多的知識產權保護，」他解釋道，「以至於用戶連自衛都可能構成犯罪。」即使在一個理想世界裏，人們擁有「奪取計算手段」的權利，可以自行修改設備，企業家和技術人員也能自由進入市場，開發相當於廣告攔截器的工具，人類當然仍會犯錯。

但面對「技術正在使我們痛苦」這一事實，最不需要額外假設的解釋並不是技術具有某種無法改變的邪惡屬性，而是人們根本沒有改變它的權利：別人把糟糕的設計強加給用戶，用戶卻只能被困其中。因此，多克託羅指出，首先要做的，是把改造技術的權利交還給人們，讓他們能夠決定自己使用的技術應當如何運行。

對談接近尾聲，蓋特豪斯請多克託羅談談對人工智能的看法。多克託羅首先算了一筆賬。按照他的估算，過去一年，全球在人工智能領域投入約1萬億美元，而該行業僅創造約500億美元的收入。企業每簽下一名客戶，虧損可能進一步增加；客戶每使用一次產品，企業又會多承擔一點成本；每一代新模型需要的資金和計算資源也比上一代更多。他把人工智能稱為「人類歷史上最能吞錢的東西」。

那麼，科技公司為什麼仍然不顧一切地投入人工智能？多克託羅認為，必須先理解大型上市公司的增長困境。一家公司一旦像谷歌那樣幾乎耗盡原有市場的增長空間，便會進入一種非常奇怪的狀態。持續增長的公司能夠在股票市場上獲得估值溢價，也就是較高的市盈率：公司每賺一英鎊，市場可能願意給它十英鎊、一百英鎊，甚至五百英鎊的估值。當市盈率足夠高時，股票便像現金一樣好用。公司想收購其他企業，可以直接用股票支付；想發行新股，在某種意義上也不過是在電子表格裏多敲幾個零。但如果一家普通企業試圖在自己的賬簿上用同樣的方法變出真正的現金，「很快就會有人帶着鐐銬來找你」。

多克託羅分析，這類長期增長、習慣了高市盈率和「印錢能力」的公司，一旦停止增長，便可能突然顯得被嚴重高估。市場如果失去信心，認定它的高速增長階段已經結束，就會迫使它接受一家成熟企業的正常估值，股價也可能隨之暴跌。此後，它既難以繼續用股票收購公司，也難以靠股權吸引人才。因此，最熱愛這些企業的人總在尋找下一個故事，讓全世界繼續相信公司還有新的增長空間。

過去幾年，人們先後聽過元宇宙、區塊鏈、非同質化代幣和「網絡3.0」等，都是這樣的故事——人工智能則是最新的一個。在多克託羅看來，與前面那些概念相比，人工智能當然更加真實，其中確實包含一些真正的計算機科學成果。假如沒有這場投資泡沫，人們或許只會把這些成果當作軟件的新功能：視頻編輯工具多了一個插件，圖像處理軟件多了一個插件，文字處理軟件也多了一個能夠生成貌似合理句子的插件。

至於誰需要這些功能，多克託羅並不確定。他已經使用文字處理軟件四十年，而在這四十年中，軟件增加的絕大多數功能，他一次也沒有用過。這沒有任何問題。一項技術可以只對一部分人有用，不必因此承擔改造整個人類社會的使命。過去，從來沒有人因為某個軟件插件很好用便宣佈：「讓我們把世界經濟押在它身上。」在多克託羅看來，人工智能產業如今所做的卻幾乎正是如此。

如果沒有泡沫，人工智能或許能夠保留一些真正有價值的用途。危險在於，這場泡沫已經與美國股票市場深度捆綁。多克託羅指出，美國標準普爾500指數中，僅七家公司便佔據大約35%的總市值；其中六家正在為人工智能投入巨資，第七家是芯片製造商英偉達，而前六家公司投入的大量資金最終流向了它。與此同時，人工智能企業大約每三年就要更新一輪昂貴的硬件資產，持續承受虧損，卻仍然看不到清晰的盈利道路。

這種無法永遠持續的過程終究會結束。多克託羅真正擔心的，不是人工智能突然獲得意識並毀滅人類，而是泡沫破裂後的後果。如果人工智能泡沫崩潰，帶走美國股市大約三分之一的價值，而各國政府又像本世紀曆次經濟危機之後那樣採取緊縮政策，那麼承受代價的仍會是普通人。持續的失業、貧困和公共服務削減，則可能把原本理性的普通人推向法西斯主義者的懷抱。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

編輯郵箱：zhen.zhu@ft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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