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解僱從來都不是一個好時機。帶着新生兒失去工作尤其艱難。

　　傑絲·梅休在接到人力資源部的電話時，正坐在家裏的沙發上，剛出生的兒子就在旁邊。這位巴爾的摩的媒體專業人士說，她產後僅六周，原計劃四個月的產假纔剛開始不久，就得知自己的職位在公司最新一輪裁員中被裁撤了。

　　40歲的梅休告訴 Make It：「我記得我看着兒子，心裏湧起一陣內疚，想着：我不知道我能不能照顧好他。」

　　婦女與家庭夥伴關係（一個無黨派非營利組織）的高級研究員凱瑟琳·加拉格爾·羅賓斯表示，很難說女性在產假期間被解僱有多普遍，但一些指標表明這是一個持續存在的問題。有記錄顯示有人在休假期間被解僱，有關於人們在解僱決定中因休假而受到歧視的訴訟，還有研究表明僱主在招聘決策中歧視母親——「這種歧視也很可能延伸到她們的解僱決定中，」加拉格爾·羅賓斯說。

　　近期數據顯示，女性承擔了失業的主要衝擊。根據國家婦女法律中心對勞工統計局數據的分析，自今年年初以來，約有84.5萬名女性離開了勞動力市場，是男性數量的兩倍多。

　　進步派智庫世紀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賈內爾·瓊斯表示，女性，尤其是有色人種女性，在職業上被隔離在遭受大幅裁員的行業中，包括休閒和酒店業、公共服務領域，以及與多元化、公平和包容（DEI）工作相關的崗位。

　　現在失業的風險越來越大。生活成本高昂，招聘疲軟，約四分之一的失業求職者花費六個月或更長時間尋找工作。

　　對於處於離職生育和照顧新生兒這一脆弱地位的女性來說，在此期間失業的可能性感覺像一個永遠籠罩的威脅。

　　瓊斯說：「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對女性極其不友好的勞動力市場，同時一個也讓女性處境更加艱難的政府，」她指的是政府致力於削減食品券和可負擔醫療保險等公共安全網的努力。「女性在工作中遇到這類挑戰並不奇怪。」

　　休假保護有限且令人困惑

　　在裁員後的幾天和幾周內，梅休說，每當她和家人朋友提起這個問題時，都會出現一個大疑問。

　　她說：「當我告訴他們時，大多數人的第一反應是，‘那不是非法的嗎？’這是人們最常對我說的三個字，我說，‘不幸的是，不是。’但這聽起來像是應該是非法的。」

傑絲·梅休在1月份生下兒子後不久就失去了她的媒體工作。

　　美國確實存在法律保護工人免受因休產假或與懷孕或照顧新生兒相關的其他便利安排而受到歧視。最著名的可能是《家庭與醫療休假法》（FMLA），它禁止歧視，包括對休長達12周無薪受工作保護休假的工人進行報復或解僱。

　　但存在漏洞：FMLA僅保護在擁有50名或以上員工的僱主處工作的全職員工。

　　一些補充性法律彌補了這些漏洞：《懷孕歧視法案》在聯邦層面保護全職和兼職員工免受基於懷孕或相關醫療狀況的歧視，適用於擁有15名或以上員工的僱主。《懷孕工人公平法案》於2023年生效，保護工人免受因在懷孕期間請求或使用便利安排而遭到報復。

　　許多州和城市擁有比聯邦保護更廣泛的保護措施。

　　但這些政策並不能保護人們免受因公司裁員或關閉運營等其他因素導致的解僱。

　　我覺得自疫情以來的裁員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公衆意識的一部分。

　　林瑞卡

　　灣區前科技工作者

　　現在，人工智能也加入了進來，越來越多的企業將投資於該技術作為裁員的理由。

　　國家婦女法律中心高級律師勞拉·納雷夫斯基說：「我們看到僱主繼續尋找聽起來中立的理由來做出本應是歧視性的就業決定。目前，對於人工智能究竟如何改變和塑造勞動力，人們還沒有足夠的了解，無法解析這種高層次的藉口。」

　　在殘酷的就業市場中，裁員焦慮高漲

　　經濟學家說，我們正處於一個低招聘、低解僱的就業市場。但這並沒有消除裁員焦慮。

　　林瑞卡在科技行業工作了大約10年，之後在2023年為期四個月的產假過了一半時，她和幾位同事一起得知自己被解僱了。她注意到2022年左右她的領域裁員開始增多，並表示現在的裁員公告感覺「不間斷」。

　　現年37歲的林來自灣區，現在是房地產投資者和創意作家，她說：「我覺得自疫情以來的裁員已經深入人心，成為公衆意識的一部分」，如今被認為是「常態」。「就像，‘哦，又裁員了，又裁員了’，如此反覆。」

　　根據Glassdoor的研究，目前的裁員人數接近疫情前水平，但在某些領域（包括媒體和科技行業）更高，而少於50人的小型裁員在裁員中所佔比例越來越大，導致其稱之為持續的「永久性裁員」趨勢。

　　許多工人仍在承受與特朗普政府政府效率部（DOGE）工作相關的聯邦裁員的影響。

　　40歲的凱西·霍維茨在一家從事公共衛生研究的非營利組織工作，於2025年1月開始休產假。霍維茨說，她通過FMLA休了12周無薪假，周一返回工作崗位，周二就收到一封電子郵件，說她被選為所在部門最新一輪裁員的裁員對象。

　　北卡羅來納州達勒姆的霍維茨說：「這真的很令人崩潰，令人心碎，」並補充說，時機「太殘酷了」。

　　霍維茨說，她立即投入了求職。但這次裁員感覺不同：作為一名公共衛生工作者，「這不是說我可以直接轉向競爭對手，因為我的整個領域都在被撕裂，失去同樣的資金，」她說。

　　據《時代》雜誌報道，第二屆特朗普政府對聯邦衛生機構的裁員包括從衛生與公衆服務部裁減2萬個工作崗位，取消約120億美元的新冠疫情時期聯邦撥款，以及叫停22個總價值近5億美元的旨在開發公共衛生緊急情況應對措施的項目。

　　我們的健康和福祉與勞動和經濟息息相關。

　　伊麗莎白·道斯

　　世紀基金會孕產婦健康主任

　　霍維茨於2025年9月在公共衛生領域之外找到了一份新工作，但希望有一天能重返公共服務職業領域。「我知道我原來的那份工作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她說。

　　巴爾的摩的梅休說，她的求職已進入第七個月，進展緩慢。「這是迄今為止我一生中見過的最困難和最具挑戰性的就業市場，」她說，包括2008年大衰退時期的勞動力市場。

　　她說，找到一份具有靈活性（如遠程辦公日）的工作尤其困難，這對她作為新媽媽很有用。有時她覺得她作為管理者的經驗水平並沒有讓事情變得更容易。梅休說：「這對處於職業生涯這一階段的特定年齡的女性來說，感覺像是一個打擊。僱佣一個已經達到一定薪資水平或一定領導水平的人更難。」

　　裁員使新父母陷入醫療保障困境

　　洛杉磯的梅格·謝丁在2018年產假休了三個月後被解僱時，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電話給她當就業律師的朋友。現年45歲的謝丁學會了在談判更好的離職條件之前，不要簽署任何遣散協議文件，從而離開了她的產品營銷崗位。通過這樣做，她說她把三個月的遣散費談判到了九個月。

　　《紐約時報》理財專欄作家羅恩·利伯稱，其他可以協商的內容包括未休假期折現、公司配發的筆記本電腦或手機，甚至繼續留在工資單上（即使工資為1美元），以延長醫療保險期限。

　　收入損失是被裁員的一個壓力源，但同樣緊迫的是如何解決醫療保險覆蓋問題，這對產後女性和新生兒都是必需品。

　　根據無黨派健康政策研究組織KFF的數據，在美國，2025年60%的65歲以下人口（近1.66億人）擁有僱主讚助的健康保險。約四分之一的人甚至表示，他們留在不喜歡的工作崗位上只是為了維持醫療保險。

　　世紀基金會孕產婦健康主任伊麗莎白·道斯表示，現行制度意味着「我們的健康和福祉與勞動和經濟息息相關」。

　　梅休說，她在遣散協議中獲得了四個月的醫療保險，並通過COBRA（綜合預算協調法案）協商了額外三個月，該法案允許人們在失業後暫時保留僱主讚助的醫療保險。

　　灣區的林說，在她被裁員後，她的家庭轉用她丈夫的僱主讚助的健康保險，這觸發了特殊投保期，通常在被裁員等符合條件的重大生活事件發生後持續30至60天。她還說，她在遣散費中協商獲得了相當於僱主本應為整個家庭（包括她剛出生的兒子）提供的兩個月醫療、牙科和視力保險的現金等價物。

　　其他失去保險的人可能會選擇通過《平價醫療法案》市場投保，或者查看收入下降是否使其家庭有資格獲得醫療補助或兒童健康保險計劃的覆蓋。

　　處理後續事宜

　　國家婦女法律中心的納雷夫斯基表示，如果你覺得歧視可能在產假期間被解僱中起了作用，如果你決定向僱主提出訴訟，文件記錄可能意味一切。她建議在休產假之前就開始：記錄下關於預產期的對話、你對公司休假政策的理解、你預計休假多長時間以及你的預期返崗日期。

　　保留績效評估的記錄也很有幫助。納雷夫斯基說，有時績效優異的中訴人在「在告知僱主自己懷孕後」會突然「莫名其妙地收到非常負面的績效評估」。

　　如果你想諮詢律師，納雷夫斯基說「應儘早聯繫」。在某些州，工人最短只有180天的時間提出索賠或啓動調查，對於有新生兒的人來說，這可能是很緊迫的時限。她建議尋求Times Up法律辯護基金和國家婦女法律中心的性別平等法律網絡的幫助。

　　納雷夫斯基補充說，值得注意的是，休假期間失業不僅僅是新媽媽才面臨的問題。「我們經常看到父親或非生育父母因為希望休假而面臨歧視或刻板印象，」她說。「情況不同，也更為複雜，但這不僅僅是影響女性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