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來自微信公衆號： 高校歷史現況研究 ，作者：高歷研

2026年的中國創投圈，一個隱祕的「派系」正在崛起。

6月，世航智能完成超10億元A輪孖展，朱嘯虎從人形機器人賽道批量退出後，轉身押注這家"哈工程系"企業。創始人陳曉博，哈爾濱工程大學導航制導與控制專業畢業。

8月，深海智人完成超5億元A輪孖展，創下國內深海機器人領域最大單輪孖展紀錄。同月，新增整機銷售合同達數億元，另有10億元規模潛在訂單正在深度洽談。創始人馬亦鳴，哈爾濱工程大學船舶與海洋工程專業出身。

9月，工至海洋完成近億元天使輪孖展，創深海裝備領域天使輪孖展金額新紀錄。創始人郭春雨，哈爾濱工程大學本碩博連讀，也是哈工程教授，參研過蛟龍號載人潛水器、航母推進器、雪龍2號極地科考船推進系統。

而在杭州餘杭，程天科技早已是外骨骼機器人領域的隱形冠軍，服務覆蓋全國92%省級行政區，合作醫院超600家，累計服務人次62萬。創始人王天，哈工程機電專業出身，公司的"程"字就取自母校之名。

四家公司，同一個母校，同一種硬核氣質，同一種資本追捧。孖展總額超過16億元，潛在訂單超過20億元，服務覆蓋全球數十個國家。但詭異的是：它們沒有一家留在哈爾濱。

 16億孖展，零元稅收：一場制度化的"智力抽血" 

如果把2026年稱為「哈工程系元年」並不為過。在資本寒冬尚未完全退去的背景下，這個成績足以讓任何賽道側目。

深海智人不僅拿到了錢，更拿到了訂單——阿聯酋電信近千萬美元的海纜巡檢合同，標誌着中國深海機器人首次實現整機出海。它的"金牛座"海底管纜埋設機器人創下亞洲最大埋設深度5米紀錄，第五代工作級深海機器人設計水深6000米，率先實現AI自主作業。

世航智能構建「全海深通用平台」，從水面到10000米深海，同一套本體搭載不同模塊，效率是人工的50倍。朱嘯虎看中的，正是這種邊際成本遞減邏輯。

工至海洋雖然成立最晚，但技術底蘊最深。郭春雨40年水下推進領域的技術積累，讓公司一出生就站在巨人肩上。加拿大APG-Neuros已經簽下深海挖礦核心組件獨家供應協議。

程天科技則是另一條路徑的驗證。王天從哈工程畢業後創辦的第一家公司其實是做水下機器人的，後來才跨界到外骨骼。這個轉型的底層邏輯是：機電一體化、智能控制、人機交互——這些能力在海洋裝備和醫療康復之間是相通的。

但轉型的前提，是他必須把公司搬到杭州。王天的回答很直白："創業初期於東北研發產品，面臨缺乏真實臨床樣本數據的困境。"杭州餘杭區政府不僅提供租金減免，還牽線多家三甲醫院，幫助他在短時間內收集到80萬份樣本數據。

四家公司，四個城市，同一個起點：哈工程，同一個終點：離開哈爾濱，走向成功。

哈爾濱從這個繁榮中得到了什麼？

零。

不是「很少」，是零。

它們繳納的所得稅、增值稅、員工的個人所得稅，全部留在了廣州、蘇州、杭州。它們創造的就業、拉動的上下游產業鏈、提升的城市科技形象，全部與哈爾濱無關。

這是一種制度化的「智力抽血」——哈爾濱承擔了教育成本，沿海城市收割了經濟收益。哈工程是工信部直屬高校，每年獲得中央財政撥款，在哈爾濱的土地上辦學、用電、用水、消耗公共資源。它培養出的最頂尖的工科人才，最終卻為南方城市的GDP做貢獻。

 合肥vs哈爾濱：同樣的起點，不同的國運 

要理解這種不公平，必須做一個殘酷的對比。

在安徽合肥，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孵化出了一個量子科技帝國。2017年，合肥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批覆建設，承擔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國家量子信息科學研究中心在合肥揭牌，總投資超80億元的量子創新產業園獲批。安徽省實施"7+N"未來產業培育工程，聚焦量子科技、空天信息、通用智能等7個重點領域，目標到2030年未來產業規模達到5000億元。

如今，合肥高新區雲飛路幾百米長的馬路被幾十家量子企業簇擁，被稱為"量子大街"。國盾量子、本源量子、國儀量子、中電信量子等頭部企業匯聚於此，形成我國量子產業頭部企業集群。截至2024年底，合肥已擁有量子產業鏈企業超70家，產業鏈企業實現營收近40億元。

國家航天局、安徽省、中國科學技術大學三方在合肥共建深空探測實驗室。全超導託卡馬克核聚變實驗裝置（EAST）在合肥刷新世界紀錄。從「墨子」升空、「九章」迭代，到「祖沖之」加速、「悟空」問世，量子科技已成為安徽科創的「金名片」。

中科大在合肥，有國家戰略加持，有大科學裝置落地，有專項產業基金，有稅收優惠，有"量子大街"。

哈工程在哈爾濱，有什麼？

有「五大安全」——維護國家國防安全、糧食安全、生態安全、能源安全、產業安全。有耕地紅線，有生態屏障，有軍工保密，有能源保供。有25%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全國最高一檔，沒有任何區域性優惠。

而是國家選擇支持中科大在合肥產業化，卻選擇讓哈工程在哈爾濱「只培養人、別產業化」。同樣是部屬高校，同樣是硬科技源頭，合肥得到了「科技創新打頭陣」的待遇，哈爾濱得到的卻是"壓艙石"的定位。

這不是分工，這是選擇性的賦能與選擇性的剝奪。

 25%vs 15%：稅率就是態度 

數字不會說謊。自2004年以來，東北三省的企業所得稅長期維持在25%。而同期，西部地區因享受"西部大開發"政策，鼓勵類產業企業所得稅率僅為15%——低了整整10個百分點。東南沿海地區早期更是通過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等身份，享受15%或24%的優惠稅率。

東北不是沒有爭取過。2004年至2011年，東北曾短暫享受過提高固定資產折舊率、縮短無形資產攤銷年限等優惠——但這項政策於2011年停止執行。2017年全國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洪袁舒明確提出：要參照西部大開發稅收政策，研究出台東北地區的企業所得稅減免政策。但結果呢？「一直沒有具體政策出台」。

2014年和2016年分別下發的關於推進東北振興的意見，均未涉及稅收優惠政策。振興東北幾十年，最重要的企業所得稅卻始終沒變。

稅率不是數字，是國家對一個地區發展權的判決。25%意味着「我不希望你這裏長出新產業」，15%意味着「我歡迎你在這裏創業」。當一家深海機器人初創企業在哈爾濱面對25%的稅率，而在蘇州、廣州可以享受高新技術企業15%的優惠、可以享受地方政府「三免三減半」的疊加政策時，它的選址決策根本不需要猶豫。

這不只是市場選擇，更是制度性的成本懲罰。國家用稅率告訴企業：別去東北，去西部、去沿海、去任何有優惠政策的地方。然後，當企業真的走了，又反過來指責東北「營商環境差」「留不住企業」。

 五大安全：不是定位，是枷鎖 

有人會說：東北的戰略定位是「壓艙石」，保障國家糧食安全、能源安全、國防安全，這是光榮的使命。

但「壓艙石」的命運是被壓在船底，而不是站在甲板上。黑龍江糧食產量連續13年全國第一，佔全國11.3%，這是政治任務。大興安嶺的生態屏障、三江平原的溼地保護、黑土地的永續利用，每一項都是紅線。國防安全意味着軍工體系的封閉循環，能源安全意味着傳統能源產業的路徑鎖定。

問題是：誰享受了「壓艙石」帶來的安全，誰承擔了「壓艙石」的成本？

全國14億人喫上了黑龍江的糧食，但黑龍江的財政狀況在全國墊底。全國享受着東北的能源供給，但東北的資源型城市正在枯竭。全國依賴着東北的國防工業，但軍工央企的稅收上繳中央，技術溢出受限，地方經濟獲益寥寥。

合肥可以做量子信息、可以做人工智能、可以做可控核聚變、可以做深空探測——這些都被定義為「國家戰略科技力量」，獲得國家大科學裝置、專項基金、稅收優惠的全方位加持。哈爾濱卻不能做深海機器人——不是因為技術不行，哈工程在海洋機器人領域的技術底蘊比中科大在量子領域的積累只強不弱，而是因為「不安全」：深海機器人需要港口、需要海上測試、需要全球化供應鏈，這些在"五大安全"的框架下都是「不合時宜」的需求。

當合肥在建造量子創新產業園時，哈爾濱在檢查耕地「非農化」。當蘇州在設立具身智能專題基金時，哈爾濱在保糧食產量。當杭州在牽線三甲醫院幫初創企業做臨床測試時，哈爾濱在守生態紅線。

這不是「全國一盤棋」，這是「全國用一盤棋，但東北只配當棋盤」。

 哈工程的「出走地圖」：連母校都在背叛 

比四家公司外流更刺痛的事實是：哈工程自己也在系統性「逃離」哈爾濱。

2020年7月，哈工程在海南三亞崖州灣科技城註冊成立南海研究院。這不是普通的產學研合作點，而是教育部支持、工信部批准、海南省及三亞市政府合作共建的獨立法人事業單位。招生簡章寫得直白：「立足三亞，輻射南海」，學生畢業後"可選擇直接在海南就業，享受海南自貿港人才引進系列政策"。

但這只是冰山一角。哈工程的外地佈局已經形成一個龐大的「飛地體系」：山東青島的青島創新發展基地、山東煙台的煙台研究院、海南三亞的南海研究院、長三角高等研究院、武漢科技發展公司、北京的先進技術研究院。這些機構不是臨時辦事處，而是被正式寫入了哈工程的章程修正案——「是哈爾濱工程大學的組成部分」。

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哈工程在用國家資源、行政力量、制度合法性，系統性地把教學、科研和人才輸送的重心向沿海轉移。學生先在哈爾濱上基礎課，然後被「輸送」到三亞、青島、煙台做科研和實習，最後留在當地就業。哈工程培養的人才、積累的知識產權、形成的校友網絡，正在通過這套"飛地體系"源源不斷地向沿海轉移。

如果說馬亦鳴、陳曉博、郭春雨、王天是個人選擇，那麼哈工程的大規模外設機構就是制度化的"人才南運"。學校在用工信部直屬高校的身份、用中央財政支持的經費、在哈爾濱的土地上辦學，最終卻把最優質的人才產出配置到更能產生經濟回報的地方。

哈爾濱每年為哈工程提供土地、基礎設施、公共服務，承擔一所部屬高校帶來的城市成本。但作為回報，它得到的是人才外流、企業外流、稅收外流。當馬亦鳴在廣州南沙簽下數億元訂單時，哈爾濱的財政收入正在下滑；當世航智能在蘇州完成10億元孖展時，哈爾濱的人口正在淨流出。

 產業鏈不只是自然形成的，更是被配置出來的 

有人會說：深海機器人需要港口、需要供應鏈、需要海上測試場地，哈爾濱不臨海，留不住是正常的。這是自然分工，不是不公平。

但這種「自然分工」論掩蓋了一個關鍵問題：產業鏈不是天然存在的，是被政策、資本、制度塑造出來的。

深海智人的供應鏈70%集中於大灣區，48小時內可以集齊所有零部件。但這不只是因為哈爾濱"天生"造不出液壓密封件，更是因為過去四十年，國家的產業政策和資本配置持續向沿海傾斜。

這不是「自然分工」，這是「被分工」。哈爾濱或許「不適合」發展海洋裝備產業，但其他產業呢？除了五大壓艙石之外的產業呢？事實上，哈爾濱就是在更多被制度性地剝奪了發展的選擇權。它的土地被鎖在耕地紅線裏，它的資本被鎖在能源和軍工央企裏，它的人才被鎖在「五大安全」的考覈框架裏。然後，當沿海城市用這些被「解放」出來的資源培育出深海機器人產業集群時，反過來嘲笑東北「沒有產業鏈」。

四家公司的選址邏輯高度一致：不是「哪裏對我好」，而是「沒有那裏我就活不下去」。這不是情感選擇，而是生存選擇——在一個被稅率、政策、產業鏈配置徹底邊緣化的地區，生存本身就是奢望。

 壓艙石不該是墊腳石 

2026年的資本狂歡屬於「哈工程系」，但不屬於哈爾濱。四家公司的孖展總額超過16億元，潛在訂單超過20億元，服務覆蓋全球數十個國家。它們的創始人來自同一所位於北緯45度的大學，卻全部在南方的陽光下注冊公司、繳納稅收、招聘員工。

而他們的母校，那所培養了他們的學校，也在用章程修正案的方式，把三亞、青島、煙台寫進自己的"組成部分"。這不是背叛，這是理性——一所海洋工程大學，不可能在內陸城市完成它的學科使命。

但對哈爾濱而言，這意味着什麼？意味着它不僅要承受企業外流、人才外流，還要承受制度化的智力資本轉移——用國家資源、在哈爾濱的土地上、以哈爾濱工程大學的名義，為沿海城市培養人才。

馬亦鳴、陳曉博、郭春雨、王天，四個名字，四種命運，同一個起點。他們的成功證明了哈工程的教育質量，也反襯出哈爾濱的制度性困境。當"哈工程系"成為資本圈的熱詞時，哈爾濱正在成為一個沉默的註腳——一個為別人的繁榮支付成本、卻連名字都不配出現在招股書裏的城市。

合肥有中科大，國家給了量子科學中心、給了大科學裝置、給了優惠的稅率、給了5000億的產業目標。哈爾濱有哈工程，國家給了「五大安全」、給了25%的稅率、給了耕地紅線、給了「壓艙石」的定位。

如果「全國一盤棋」真的成立，那麼棋盤上應該有東北的棋子，而不是只有東北的棋盤。壓艙石的命運，不該是被壓在船底，看着別人的航船駛向遠方。它至少應該得到與「壓艙」相匹配的回報——而不是在被壓了二十年之後，發現船上的乘客都在嘲笑它"為什麼不會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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