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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財經》研究員 成孟琦

　　編輯|郭楠 陸玲

　　雖然星宇股份已發布對外處理通報，但對處於港股上市關鍵期的企業而言，裁員事件帶來的影響仍在發酵。

　　9月7日午間，星宇股份通過官方公衆號對外發布事件處理通報，公開披露高管問責結果、落實補救措施，承諾將從源頭上落實整改措施，並再次向涉事應屆生及社會公衆致歉，試圖為這場爭議收尾。

　　回溯事件始末，星宇股份共招錄2026屆高校畢業生440名，其中107人在入職僅一個月後即面臨「二選一」：以「個人原因」離職獲半個月補償，或強制調崗至一線流水線。相關錄音在網絡傳播後引發軒然大波。

　　近期，星宇股份正處在衝刺港交所的關鍵階段。7月29日，星宇股份第二次遞交港股上市申請，距26日首次申請失效僅隔三天。8月14日，證監會備案獲批。

　　裁員風波已對星宇股份的上市進程帶來影響。按照常規節奏，接下來只需等待港交所聆訊，上市已是「臨門一腳」。但多名投行人士向《財經》透露，星宇股份獲得備案已逾三周，仍未收到具體聆訊日期，這已明顯超出常規節奏。

　　對於處於上市關鍵節點的星宇股份而言，可能仍需向港交所提交額外補充說明，包括裁員合規問題，對公司治理能力和制度進行說明，及可能帶來的客戶及訂單影響補充說明等。多名投行人士表示，對於正在等待聆訊的星宇股份，證監會及港交所的額外問詢可能拖後其上市進程。

　　值得注意的是，9月9日，據上海證券交易所官網，上交所向星宇股份下發監管工作函，處理事由為就公司相關事項明確監管要求，涉及對象為上市公司、董事、高級管理人員、控股股東及實際控制人。

　　同樣在9日，星宇股份發布「關於2025年年度報告相關文字錯誤的更正公告」，稱於2026年3月20日在上交所網站披露的《2025年年度報告》， 經覈查，其中關於副董事長、副總經理周宇恒58歲的年齡信息存在錯誤。周宇恒出生於1985年12月，前述年齡信息披露有誤。

　　港股上市窗口期撞上裁員風波

　　被稱為「照明第一股」的星宇股份，在港股上市進程因裁員風波增加了不少變數。

　　有港股律師表示，若星宇未如實披露歷史違規情況，可能涉及招股書信息披露問題，甚至構成虛假陳述。港交所作為全球ESG（環境、社會、治理）要求最嚴格的交易所之一，極易觸發對擬上市公司「公司治理重大缺陷」的審查，並要求就近期事態作出補充說明。這意味着，星宇可能需要就裁員合規性、公司治理制度及客戶訂單影響等維度，向港交所提交額外材料。

　　星宇股份1993年創立於江蘇常州，2011年登陸A股，主要為汽車廠商供應前照燈、後組合燈、霧燈、氛圍燈以及相關配套產品。財報顯示，2023年至2025年，星宇股份分別實現營收102.48億元、132.53億元、152.57億元，按年增長分別為24.25%、29.32%、15.12%。2026年半年報顯示，其實現營收68.84億元、歸母淨利潤6.69億元，分別按年增長1.87%和-5.26%。2025年底啓動港股上市進程，2026年1月遞表，華泰國際為獨家保薦人。

　　據弗若斯特沙利文數據，按2025年收入計，星宇股份在中國汽車照明市場位列行業首位，擁有11.6%的市場份額；在全球擁有4.6%的市場份額，位列第七。

　　國內的行業領先，疊加全球市場待開發的藍海，正是星宇衝刺港股的核心原因，即藉助中國香港這個國際孖展及展業平台，加快海外產能佈局和資本運作。

　　不過，目前星宇的海外產能仍佔比較低，其在中國和塞爾維亞運營12座工廠，全球佈局16個研發中心。但從財務數據看，境外資產13.01億元，佔總資產的比例僅為7%。

　　值得注意的是，在裁員風波發酵過程中，又有前員工爆料，星宇股份在塞爾維亞海外工廠存在用工差異的情況，即當地員工按規定上下班，中方支援員工日均工作時長達10小時。這無疑放大了外界對公司用工管理體系的質疑。

　　香港大學賽馬會環球企業可持續發展全球研究所所長何國俊表示，港交所對擬上市公司公司治理重大缺陷審核很嚴。但港交所看重的不是「治理完全沒問題」，而是公司是否如實披露、有沒有完成整改，以及董事會和管理層有沒有能力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港交所對上市申請人的相關指引也提出，對於重大不合規問題，通常應在上市前完成整改，並說明事件性質、影響、潛在後果和改善內控的措施。

　　「更重要的是，星宇事件不能只看成一起勞動糾紛。對一家正準備上市的公司來說，市場和監管更在意的是：這件事到底是不是偶發事件，還是反映出公司在管理上存在更深的問題。」何國俊強調，「從經濟學角度說，這背後其實是一個信任問題。如果勞動問題處理不好，可能影響員工穩定、生產效率、客戶關係、品牌聲譽，甚至訂單。這些風險未必馬上寫在財務報表裏，但市場會把它算進估值裏。」

　　全球經濟發展聯盟GEN創始人兼主席許菱娜告訴《財經》，整改到底有沒有真正發生，是企業對於危機最重要的答案。企業出現問題，並不意味着它就一定失去進入資本市場的資格。對於孖展、上市或者接受國際客戶審查的企業，外部關注的已經不僅是收入和利潤，還包括管理層如何管理風險、董事會如何監督、發生問題以後誰負責、公司有沒有留下真實、連續、可驗證的記錄。

　　中國出海企業如何完善公司治理

　　比港股上市進程延緩對星宇影響更長遠的，是來自海外客戶的合規審查。

　　解聘風波中，除了國內勞動仲裁路徑，被解約應屆生據稱將投訴材料發送至海外客戶的合規舉報渠道。大衆汽車、梅賽德斯-奔馳、寶馬均作出回應，相關專項調查正在進行中。

　　對於此類的跨國家、跨供應鏈的舉報，許菱娜提到，從企業經營的現實來看，即使一家中國供應商並不直接落入某項境外法律的法定義務範圍，它仍然可能因為國際客戶的合同、採購政策、供應商行為準則、審計要求和供應鏈管理制度，而面臨更高的勞工、人權、環境和商業道德標準。企業出海本身就是一個風險決策，全球供應鏈責任正在被制度化，而合規能力正在逐漸成為市場準入能力的一部分。

　　「對於跨國投訴，真正起作用的不只是法律，也包括訂單。」何國俊表示，「德國法律首先約束的是德國企業本身，不一定是直接處罰中國供應商。但德國企業為了避免法律、聲譽和客戶風險，往往會通過採購合同、供應商準則、審計和訂單安排，把這些要求傳遞給上游供應商，客戶是否繼續下單、是否允許進入其供應鏈、是否降低評級，影響可能比一紙法律條文更直接。」

　　對於星宇給中國出海企業帶來的啓示，許菱娜告訴《財經》：「中國企業進入全球供應鏈之後，企業治理的邊界正在被重新定義。如果是全球供應鏈的一部分，這個問題可能同時成為：客戶的問題、供應鏈的問題、品牌的問題、資本市場的問題，甚至是董事會的問題。中國企業真正的全球化，是把中國企業的效率、創新能力和製造能力，與全球認可的治理、合規和可持續發展標準結合起來。」

　　「企業如果想進入高端供應鏈，就要適應海外客戶越來越把勞動、環境和商業道德當作供應商合作的一部分。當然，企業也不可能照搬所有外國標準。比較合理的做法是，先把中國法律要求的勞動保障和內部管理做到位，再根據主要客戶和出口市場的要求，補上申訴渠道、反報復機制、調查流程和資料留存等環節。這些工作短期會增加成本，但長期是在減少更大的麻煩。」何國俊認為。